这里曾经沧海横流，千万年的沧桑造就了沧桑的世态。一方水土养一方入，人类文化可称为水的文化。与长江、黄河一样同为母亲河的珠江，它的源头是人们十分方便就可到达的地方，这是全国独一无二的。而长江、黄河的发源地劫只有探险家们才可独享其源流风貌。

　　珠江源头及其流域夏无酷暑，冬天严寒，是人类生息繁衍的好地方。早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生息；南盘江上游曾经发现了不少人类用过的旧石器(不打磨)，更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打磨石器)，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古人类化石。令人十分惊奇的是，就在珠江源水洞中二百米处发现了旧石器末新石器初(一万年前)的古人类下颌化石，这说明一万年前就有人类生活在珠江源一带，并且，现今的珠江源出水洞是，他们栖息的场所，当然更不用说广大的南盘江流域更是早期人类生存的地方了。南盘江上游的八塔古墓群出土了从春秋到元代的两千多年间各个历史时期大量的生产、生活、军事用具，这些用器有陶器、玉器、铜器、铁器等。古代取异物相交具有生气、灵气的寓意构思了双牛盘蛇的铜饰牌，具有十分高雅的艺术性，充分体现了早期珠源文化的辉煌。在南盘江的上游还出土了早期的炭化稻，说明了当时南盘江流域的人们已经掌握了水稻的种植技术，这分明是早在三千年前，珠江源及其流域就已经有着较为发达的经济了，而发达的经济本身就是辉煌的人文历史。

　　战国时期的楚倾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倾襄王为了开辟后方，派将军庄蹻“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根据《史记》上述记载，庄蹻是打通了巴、蜀、黔的道路才进入云南的。而庄蹻又必经自古为“入滇锁钥”、“入滇门户”的沾益，也就是说，庄蹻必须开启沾益这把锁钥后才能打开入镇的门户，否则，这老庄是到不了澌滇池畔的。庄蹻入滇的重要意义在于开滇，在于打开了常期关闭自锁的西南夷的大门；在于向云南输入中原文化，而这一切都是首先经过沾益这个入滇的前沿码头才实现的，直观的说，是沾益首先敞开了出滇入滇的大门才迎来了楚将庄蹻开滇的大军，首先接受了先进的中原文化。这是沾益值得骄傲的历史事件，这对沾益往后的社会进步无疑是起过重大作用的。

　　泰始皇统一全国后，采取了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的重大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制。就统一车轨来说，这一举措关系到道路，道路的开通是发展社会经济的先导，于是秦始皇广筑道路，在中原内地”由于地形平坦可“道宽六十丈”，而在古称“徼外要荒”之地的西南夷，因“其处险厄”。故才“道广五尺”，这就是著名的五尺道。五尺道从川、黔进入云南的首程几乎全在沾益境内。秦修五尺道的目的在于“置吏”，而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重大意义则远不止“置吏”的作用，这就是在云南历史上首次建立起一条与中原长期联系的纽带。五尺道的略通，首先打开了沾益这个入滇门户，这就奠定了沾益尔后成为出滇入滇前沿码头的重要基础。当然，开凿五尺道必有中原人参与(是为主)，同时也必须得到当地人民的配合，否则是无法通道的，这就导致了云南人民与内地人民的交往，而交往又导致了社会的进步。换句话说，修筑五尺道的过程以及通道后对沾益、对云南社会经济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其本身就是沾益人民、云南人民最值得引以自豪的辉煌历史。

　　西汉武帝时，沾益一带的劳侵、靡莫部落皆“同性相扶”。武帝刘彻发巴蜀兵“击灭劳侵、靡莫”而征服了滇王。汉武帝同样是首先打开了沾益这把“入镇锁钥”而后至“滇王始首善”。武帝在云南置郡县的同时又“田西南夷”，迁移内地汉民入滇垦荒。一马平川的沾益坝子，气候温暖，土肥水丰，理所当然是西汉移民屯垦的地方，沾益总是首先接纳了入滇汉民，首先感受先进的中原文化。

　　在魏、蜀、吴三国纷争天下的时候，蜀汉的后方南中地区大姓纷争，后院起火，严重影响了蜀汉政权的稳固及北伐曹魏的步骤。为保持南中的稳定，蜀汉丞相诸葛亮于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率师南征。诸葛大军兵分三路，远相为右路从今西昌“五月渡泸”，益州郡太守李恢为中路，门下督巴西马忠由牂牁入滇为左路，三路大军所向披靡会于滇池。之后诸葛大军的主战场在滇东北，味县(曲靖三岔)为“诸葛亮战处故城”，即诸葛亮的指挥部设在味县，南征军转战于南盘江两岸。沾益是珠江发源地，南盘江上游在县境内，又有伴江而行的五尺道，这是大军行动的主要路线，加上沾益地控四衢之冲，势接乌蒙之险，扼锁滇喉的战略地位，诸葛亮首先控制了沾益这一战略要地，在盘江流域对孟获进行了七擒七纵而平定了南中。沾益城北数里外的九龙山深沟，五尺道隐于大山峡谷，密林深箐，古时候飞禽走兽出没，栖息着大量孔雀。孔雀屎覆盖箐沟以至箐水有毒，诸葛大军将土渴饮而中毒的不少，诸葛亮采取果断措施禁止大军饮水，挥鞭在五尺道旁岩石上书写“毒水”二字以告诫军士及过往人员。诸葛亮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民族团结的典范，被云南人民视为神，视为智者的化身。

　　有史以来，云南人民最崇拜二人，一是诸葛亮，一是杨升庵。诸葛亮在云南的时间只有半年，所到地方有限。然而几乎云南所有地方都甲方百计地寻找一点珠丝马迹以证明诸葛亮到过斯地云。并且，在修地方志时总要书一笔武侯，旧时云南各地都建有武侯祠以祭祀这位伟大的政治家。诸葛大军转战于沾益南盘江一带；留下了很多传说故事，沾益人民十分崇敬诸葛武侯。大型电视连续剧曾在沾益天生洞、珠江源头马雄山拍下了数集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的战斗场面，再现了诸葛亮当年转战南盘江的战斗情形。 

　　在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命征南军留下“数万”在云南屯田戌边，同时又以“移窄乡就宽乡”的办法从江南迁移大量汉民人滇垦荒屯田，更以谪戌的办法将忤旨的官员发配云南，将犯罪、“因秋粮违限”、“造鱼鳞图册(地亩册)违式”、“逸夫”(流浪者)等人“充军云南”。当时内地称云南是“烟瘴之地”，一提到云南就十分害怕，甚至朝廷、地方官员动辄以“充军云南”来威胁忤旨的官吏、听唬百姓。

　　事实上，从洪武年间的1386年至1398年的十余年间，以军屯、商屯、民屯、谪屯、充军等方式从江南及其他地方迁徙入滇的汉民族不下百万，谓之“百万汉民入滇”。而这些入滇的汉民都是沿东行古道首先进入沾益。建于洪武年间的太平桥，位于沽益城东门外南盘江上，旧时有“入滇第一州”石碑坊立于桥头。入滇汉民过太平桥入沾益城(即称交水)后才走向云南各地，当然有相当数量的汉民屯垦于沾益坝子，今天沾益汉民的绝大多数来自于江南各地，时间也是在洪武年间。这就是说，是沾益首先接纳了入滇的百万汉民，这些汉民带来了江南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技术，优良的农作物种子，以至良好的民风民俗。明亮靖三年(1524年)，大魁天下的状元，四川新都人扬慎(号升庵、字用修)，因“议大礼”事件被嘉靖皇帝发配边疆充军云南永昌(保山)。杨状元充军云南路过沾益，百姓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望他，总想一睹状元公的风采。然而，升庵是被两次廷杖后才遍体鳞伤地踏上万里生死旅途的，几乎站不起来了。名振省内外的龙华寺(在今玉林山)长轻便进升庵到寺中暂住养伤休息，升庵遂题诗一首，名“龙华寺”，其云：

阿幢桥畔龙华寺，
仙牧邀予到上头；
禅榻茶烟非旧雨，
离亭华宴是新秋；
老年道路犹萍梗，
征戌山川尚阻修；
草木变衰人去住， 
浮云落日雨悠悠。

　　升庵曾经数次经过沾益，从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升庵当时的郁闷心情。升庵虽然被谪戌，然而他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情操大兴云南文风，著述达数百种，滇人受益非浅，更为沾益留下了值得骄傲的诗篇。

　　明代弘治年间，珠江源头上源松韶关有一位聪敏颖悟，诗书过目不忘的英俊少年，姓孙，名继鲁，字道甫。小继鲁少负奇质，每天阅读很多诗书皆过目不忘，即是在山上牧羊仍手不释卷。继鲁后来跟随在云南右卫从军的父亲在昆明上学。正德十四年(1519年)乡式中举，这年继鲁刚满二十岁。嘉靖二年癸未(1523年)，继鲁赴京会试中进士，官授澧州牧(从五品)。由于继鲁廉洁刚正，反遭僚属愤怒，继鲁只好自求入国子监(最高学府)为助教(从九品)，后改为户部郎中(正五品)，又理淮安知府(正四品)，改任贵州黎乎知州(从五品)，擢湖广提学副使，升山西左参政(从三品)，未久进京升为左副都御使(正三品)，旋又出任陕西接察使(从二品)。继鲁后代扬守谦巡抚山西，因边防事务与总督翁万达意见不合而被诬下狱并卒于狱中。

　　孙继鲁耿介刚正不阿，勤于政著于廉，性情又稍爆燥，故经常被僚佐诬告。继鲁任山西左参政时，对无法无天的皇室宗人绳之以法，百姓称善。继鲁赴按察使任途中，皇室宗亲数百人拦路搜其身，然而继鲁除一身布衣外别无长物，宗人又担酒于路上谢罪并感慨地说：“自高皇帝以来，罕见此官。”山西百姓称其为‘孙青天”。继鲁被诬下狱后，与同被诬下狱的御史杨爵互相唱和题诗百余首。由于狱中没有纸笔，继鲁将饭碗打破题诗于狱壁，名《破碗集》（亦作《败碗集》，《明史•孙继鲁传》作《饭碗集》)。继鲁入狱四个月后，由于后颈疽发而卒于狱中。山西百姓感泣，以至“士民哭于长安者数百人”，“京师百姓哭于巷，为之罢市”。到了十九年后的隆庆元年(1567年)，继鲁的冤屈得以昭雪，追赠兵部左侍郎，荫一子承袭，溢清愍，世称孙清愍公。在沽益历史上，在国史《二十五史》中有传者，唯孙继鲁也。之后的《沾益州志》、《昆明县志》(以继鲁从昆明登学)以及众多的省志都有孙纪鲁的记载，这位珠江源头的历史名人永远载入青史。

　　在明代末期，有一位把乎生精力献给祖国大好河山，两次进入沾益探索珠江发源地的老人，名叫徐弘祖，号霞客的江苏江阴人，在其《徐霞客游记•滨游日记三》中记录了沾益的山水风情，更作了著名的“盘江考”，准确的指出了珠江发源于炎方一带，为沾益历史、为珠源文化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声东击西，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追击，出敌意料地突然进入云南。跟历次入滇者一样，红军也是首先控制了沾益这个战略要地后才得以深入云南内地。红军长征二次过沾益，播下了革命火种，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一些热血青年加入了红军长征的行列。1948年9月5日举行起义、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为云南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的播乐中学就是受到红军的宣传、鼓励而建立了地下党，经过长期潜伏、积蓄力量而最终闪出了耀眼的火花。

　　沾益地灵人杰。在近代史上，播乐中学培养了大批精英，成为当地社会的中坚。此外，又有一位作词家，创作了许多鼓舞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歌词，人民听了斗志昂扬，敌人听了痛恨不已。这就是沾益县菱角乡卡郎人桂涛声(1903一1982)，原名翘然，字仰之(涛声为其笔名)，回族。涛声幼小时家景清贫，但他聪慧好学，克服困难艰苦求学考入曲靖初级师范，还未毕业又考入云南美术专科学校。在昆明，涛声接触了许多进步同学，读了大量进步书籍，但被学校开除。

　　1928年，涛声加入国民党军，由于他倾向革命，思想进步，积极接近共产党员，不久正式加入共产党。1931年涛声被捕入狱，一坐就是四年的监牢。涛声出狱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辗转到了上海。在上海期间，涛声接触了知名进步人士李公朴等人并跟随他们进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创作了《我们在太行山上》、《送棉衣》等抗日歌词，由洗星海谱曲。《我们在太行山上》的嘹亮歌曲响彻华北敌后，激发了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解放后，桂涛声任上海音乐协会副主席，1982年病逝于上海，享年80岁。

　　在十分艰难的八年抗日战争期间，日寇占领了东北、华北、江南及华南广大区域，位于西南之南的云南成了大后方，而沾益则成了后方前沿码头。这一对期的沾益承担了向前线输送部队、转运各种军事民用物资的繁重任务，同时又接待了从内地迁移入滇的工厂、学校、机关以及流亡的民众。由于沾益的战略地位以及公路、铁路、航空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码头作用，一度时期曾经成了抗战后方物资的唯一补给线，以致成了当时国际著名的繁华码头，为中国人民赢得抗战胜利作出了载人史册的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