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时英，字子才，号一相居士，明朝弘治九年(1496)出生于曲靖市城关北关街。正德已巳年(1519)中举，委任乎阳知县，嘉靖八年(1529)登科第中先榜进土，历任户部主事、浙江按察使、山东布政使、陕西巡抚、右副都御使等职。
唐时英一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廉洁奉公，布衣茹淡，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在群众中流传着许多感人的事绩，作为教化之资，现将唐公部分善政佳事简介于下：
正德五年(1520)，年仅25岁的唐时英出任山西省平阳知县。到平阳后，唐时英见平阳县山明水秀，土地肥沃，但却市井萧条，街巷污陋，人民生活十分贫苦，他即深入到民间去私查暗访，获知平阳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一是地方上豪绅大户与官府勾结，依仗权势欺诈百姓，并乘灾荒饥谨之时大放高利贷剥削人民；二是采取隐瞒田亩，多报瘦地，谎报灾情，偷漏赋税，中饱私囊，致使国家岁入减少。
为了抑制豪强，惩处污吏，唐时英首先对地方上豪绅大户和县衙内的官吏“晓之以义，说之以理，束之以法”，接着布告全县，将压在人民头上的高利贷减半。次年，他又提出了“查瘦改肥，清丈田亩”的措施。这时有人劝他说：“强龙难斗地头蛇。唐大人，你半减高利贷就得罪了地方上的强龙，如果再搞‘查瘦改肥’，恐怕你在乎阳县会招来祸害啊。”
唐时英愤慨地说：“你们为什么只为我想，而不为平阳的百姓想想呀?今天我既是平阳百姓的父母官，就要为乎阳百姓办事，为平阳百姓造福。吾决意以履亩量田为己任，尔等不必多虑。”在履亩量田的过程中，一部分豪绅大户串通起来向山西巡抚诬陷和攻击唐时英。
唐时英义无反顾，居之坦然，不畏诽言，而是更加认定了履亩量田是富民强国之大事，一定要善始善终完成才对得起平阳的人民。所以当巡抚派来“查处”人员到平阳县时，他对这些上司说：“国家以百里之命付之，臣当以己命图上，决不畏小人之汹汹而易其行’。民病如此，不舍己何以为公?”结果，他用了半年的时间，“一县之田，腴瘠高下，无不得其情”，终于把全县的田亩面积，隐肥报瘦的情况一一查清，并造册入府，成为平阳县的“不刊之典”，广大人民群众无不称赞：“唐公，美政也!”
嘉靖十四年(1535)，唐时英授户部主事，委理通仓之职，具体管理户部的财经收支。唐时英的前任因贪脏枉法，营私舞弊，被撤职查办。唐时英到职后，首先召集户部会议，他开诚布公地说：“通仓之事，前车有鉴。今后之事，以鉴为戒。否则，苟二三其德，狐鼠将乘吾之隙。”接着又制定了一些严格的管理制度和上下监督、妄为必究的措施，使通仓官员不敢不秉公办事。唐时英任职一年，通仓之事管理得井然有序，众皆敬服，“其年考课，以公为户曹最”，受到了朝廷的嘉奖。
由于唐时英督理通仓有功，廉洁无私，声誉于朝野上下，嘉靖十六年(1537)晋升为文林郎并主管朝廷库银。他的前任因贪得无厌，出入有差，被下锦衣狱问罪。当时有人对他说：“此职甚危，易犯人诽，公何不避之以求全也。”唐时英则说：“任何事情都是要人去做的，避而不就是‘私我’也。此职虽有受嫌之难，但只要擘画如法，不私于己，虽毫厘无不详且尽焉，何危之有也。”
唐时英督理库银三年，廉洁不私，出入有秩，真正做到了“毫厘元不详且尽”。一日，有大司农前来造访，见唐的庭柱上写着一副对联，上联是：“为一分民，受一分之赐”；下联是：“蚤(早)一刻舟，行一刻之程”。大司农叹服地说：“公以此为座右铭，虽应酬纷然，而节制有方，真廉洁之臣也。”
嘉靖三十三年(1554)秋，敌虏进犯陕西境，抢关夺寨，抢收黄谷，地方官吏一日几报，朝廷上下十分震惊。一日，嘉靖帝与诸大臣商议择将御敌之事，大司农遂将唐时英举荐出来，加之唐时英辛丑年(1541)曾在陕西真定府任职，对境内情况也比较熟悉，嘉靖帝即谕旨唐时英巡抚陕西，负责御敌平寇之事。
唐时英到陕西后，查知敌虏之所以成患，主要原因是当时陕西四镇官员各存私心，自保实力，互不接应所致。他认为，只要四镇协力，敌虏是不敢胆大妄为的。于是他“飞檄驰书四镇”，当各镇镇守使到达后，他严厉地指出，四镇官员各存私心，互不协力，致使敌虏猖狂。大家一致认识到唐公指出的“虏不足患，患不协力”的正确性，从而加强了四镇的合作，接着制定了联合驱虏的战术。结果，唐时英一兵未发，敌虏闻四镇协力，遂不战而溃散了。
唐时英治陕三年，全境晏然，贤声辄著。1558年唐时英告老还乡后，生活俭朴，亲善邻里，捐资治理南盘江、修建史家闸，并建盖了一问“堂局宽大，气象万千”的靖阳书院。万历七年(1579)唐时英病故于曲靖，享年83岁。讣闻传到京都，明神宗皇帝遣云南布政使李良来曲靖谕祭，祭文称：“明副都御使、陕西巡抚唐时英，蔚有才名，奋迹制科，靖共原职，所至有声。速简耀于抚台，俾保厘于全陕，三建防秋之策，克宣却敌之威，遂投闲于故里，清修益重于乡评……。”后世列之为曲靖乡贤之一。
唐公墓在曲靖市麒麟区麻黄村。民国6年(1917)，云南督军政府都督唐继尧曾专程来曲靖为其祖先重修坟墓。该墓占地八分，气势巍然，后人称为“唐都堂”。 |
